这一点在作为中国传统学术之正统的儒家经学中得到了鲜明的表现。
（《传习录》下）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儒家精神，二千年来，自觉或不自觉的，从正面的或反面的，浸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的实际生活中。
亲圣近贤，若神明皆聚于心也。由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说：中国历史文化中道统之说，……乃源于中国文化之一本性。古文尚书所谓尧舜禹十六字相传之心法,固是晚出的。程颢说：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则是心须教由自家。徐复观不同于他的师友们，当其它人致力于形而上的思想体系构建的时候，他却拒绝对儒家的义理作形而上学的探求，而是本着中国文化的研究主要应当归结到思想史的研究的原则，精心地对中国文化的演变历史进行梳理，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历史进行探究。
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人类历史﹐一直是在上下两极的对立搏斗之中﹐互相激荡﹐互相起伏﹐看不出一条根本解决的道路。在文化史的意义上，人们可以膜拜孔子，但不需要为之辩护，就他的历史贡献而言，辩护不加一厘，批判不减一分。
在现代多元社会，作为一个儒者，只要站在仁与礼和合作用的基点上，就可以尽情去选择其他诸家之长。这里的责任不是信念责任，而是后果责任。中国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建构起了国家的基本框架，以计划经济体制驱动了市场机制而迅速做大了国内生产总值，接着需要处理的治国理政问题，自然就是国家如何谋划全面强起来的大局。现代儒家谋求话语权力的独大，在某种意义上还只是一种力图在知识游戏中争胜的尝试。
内外是道家所重视的论题，儒家论内外，是接手道家命题的产物。论当下，大陆新儒家不仅对内无视先秦诸子的现代重建，对外也以抵御西方文化为己任。
这是一个区隔忠孝两种伦理的现代原则，如果拒绝承诺这一原则，并将之粗暴地看做西方文化的地方性知识，而拒绝将其视为现代处境中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共同秩序，那么儒家就因此会丧失它的现代适应能力。君仁，臣忠（《礼记·礼运》）是这一对等关系伦理设计的基本原则。[注3]比较孟子与荀子论仁心仁政与王者精神，就可以看出儒家伦理精神与政治理念的一致性。真正体现现代特质的儒家，一定是基于现代事实认知的儒家：不仅需要与时俱进，而且需要平权精神。
因此，马克思主义对男女平等的追求实属过当，完全抹杀了人类身上的自然属性差异。这个时，在今天，就是从帝制中国走向现代中国之时。大陆新儒家的判教，目的是要在判明是否儒家的宗旨下，以内外为标准，建构儒家鲜明的阵营意识，将不符合其儒家标准的人与学问，严格排斥在儒家圈子之外。因此，古典社会那种建立在血缘亲情伦理基础上的社会政治伦理，不再是一个直接贯通的结构，而必须是一个曲通的结构。
‘政治正确代表的是公民社会共识，而不是国家政治权力意志。除开修身，无以对接儒分为八后的各家，尤其是孟荀两家的儒家思想，会将儒家思想切割为内圣学与外王学两截。
人是有性别差异的，不同性别应受到同等尊重，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常识。因此有必要强调，在新时代，大陆新儒家处在与权力比较亲和的环境中，其清醒态度十分重要。
在这方面做出创造性转化的是日本。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中的台湾民主转轨时期，现代新儒家完全没有发出真正具有理论创新价值和政治实践指引的民主声音，截止当下，这样的局面没有根本改观。不过，对大陆新儒家来讲，直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强而强矣。对大陆新儒家而言，国族建构与国家建构的政治儒学思考是为中心论题。大陆新儒家确信，自己已经开辟了一条不同于港台海外新儒家的儒家现代发展路径，并且自信自己开辟了一条更为健全的政治道路。
日本人之所以成功，并非来自所谓传统的国民性、古已有之的美德，而是来自日本独特的组织能力、措施和精心计划。尤其需要溯源及流，具有历史发展的眼光，而拒斥将儒学史拦腰斩断，以印证自己的某种独特想法。
如果今天的儒家只是想用传统儒家的自洽遮蔽其面对的现代问题，如果今日儒家拿不出中国的现代方案来，那么其对传统儒家的辩护，以及对当下现实的应对，都会失去其基本意义。因此，我认为政治权力就是为了规定和保护财产而制定法律的权利，判处死刑和一切较轻处分的权利，以及使用共同体的力量来执行这些法律和保卫国家不受外来侵害的权利。
如果说康有为只是为现代新儒家预制了思想方向、预定了致思路径，那么从熊十力、冯友兰、梁漱溟、马一浮等人到牟、徐、唐等学者，一直延续到他们的学生辈，几乎都承诺了民主与科学的现代西方价值，但也都表现出儒家思想高于和优于现代西方思想的特点。由此展现的国家发展问题，从两个向度上呈现出来：一是从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向度上，呈现出治穷向治愚的演进。
倘若认定儒家典籍仅在作为经的时候才具有权威，那么就将儒家典籍的权威依附于政治权力，这就戕害了儒家典籍的生命。但现代政治告诉人们，一人独治，怎比得上天下共治。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历史意识支配了他们的历史想象。与此同时，大陆新儒家在独占规划中国发展方案的思想事业时，也就以毫不客气的态度对侧身儒家阵营的人，自然也就对非儒家阵营中人进行判教。
而为了反对现实，去逆转或者拿出一个古典方案来倒转现代，并由此确认自己的儒家立场，这确实就会遭遇一个真儒与伪儒之辨的问题：如果一个人对现代本身持坚决反对态度，人们就有十足的理由说你是伪儒。急儒肯定属于儒家阵营中的投机分子，但大陆新儒家在火热的儒家认同处境中，可能失于对这类儒家的辨认。
在现代中国，儒家必须成为重新激活中国思想的动力，并为建构新的社会政治秩序提供观念资源。这样的选择，似乎具有政治的归政治、道德的归道德的现代政治思维特征，但大陆新儒家并不承诺现代的这一变化，认为那是儒家必须自觉对治的政治模式。
大陆新儒家念兹在兹的，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汉武帝角色。经学家那种将儒家典籍首先视为政治权威，然后才作为文化经典，其实看低了作为文化经典的儒家典籍，是一种政治偏执倾向的产物。
相反将判教的热情引向认真对待儒家思想资源的研究者。但权力的自我遮蔽，让晚清政权再次归于历史记忆。大陆新儒家表现出明确的排斥性思维：既然中国不再尾随西方国家向现代化纵深地带推进，而必须拿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中国独有方案，那么，基于儒家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的基本判断，能够拿得出更化方案的，也就必然是现代新儒家。他一方面拒斥陋儒的官本位，在友人劝其继续为官的时候讲，我一生信奉《论语》，挣钱，有什么卑贱的，像您这样鄙视金钱，国家就不能自立。
面对现代变迁，大陆新儒家需要重视忠孝伦理的重建已经遭遇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如果完全否定中国的现代处境，而且试图逆转现代，给出所谓独特的儒家治国方案，这不仅违背孔子的基本教诲，而且也是违逆阐释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理性精神的。
这对今天的中国来说，国家大局的改变就在眼前，儒家能不能解放个人、解放法治、解放社会，能否围绕自由、民主、法治展现其重视人类基本价值、重视人的平等权利，正是声称的儒家之被确认为真儒的基本判准。这就显现出大陆新儒家对人缺乏平等尊重。
熊十力先生在讨论内圣外王这个命题的时候就明确强调，儒学是不重视内外关系的，重视的是本末关系。而二者之间的关联，即在于爱、敬，敬于父母者，出仕为政，则自然能敬于其君，敬于其君，则能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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